陈一峰致辞

欢迎各位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参加今天的新书发布会。我受李鸣老师委托，谨代表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对《国际刑法的历史渊源》第三、四卷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对于完成这样一个重大的学术写作项目，向在座的莫藤•伯格斯默教授、宋天英女士、易平教授等几位主编者表示敬意和祝贺，也向在座的凌岩教授和各位作者表示祝贺！

四卷《国际刑法的历史渊源》的出版，是亚洲与欧洲学术界紧密合作的成果，收录了包括数十位中国优秀的国际法学者在内的一百多位来自欧洲、亚洲学者的论文。作为首部国际刑法领域的历史研究著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论文集强调视角的多元化，重视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注重发掘非西方国家在国际刑法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旨在克服国际刑法研究方面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当然，国际刑法在冷战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西方国家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以公开裁判的形式来实现国际刑事正义也是深受西方法律文化影响，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刑法学说也贡献了大量的智慧。但是，更应强调多元化的视角，强调对不同文明下刑事政策和实践的对话、理解。

第二，强调要打破当前国际刑法研究中的机构中心主义，注重从历史、学说、社会、文化、各国经验等不同侧面来研究国际刑法，注重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刑事政策和国际刑法的结合。国际刑法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里的迅速发展，与国际性刑事司法机构的建立与扩张密不可分。因此，大量国际刑法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约和判例。这种机构中心主义的研究，使得国际刑法在知识体系上显得疲乏，不少研究流于肤浅，而该论文集注重对国际刑法历史的研究，使得国际刑法有可能在知识结构上更为丰富，方法论上更趋于多元，因而更具有理论深度。

第三，注重学科的自我批判与反思，避免把国际刑法的发展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单向的、线性的、进步式的话语，要承认国际刑法发展背后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也并不回避国际刑法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南北政治经济学。

第四，该四卷论文集研究对于国际刑法作为一个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刑法成长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独立的研究学科的历史很短。该四卷论文集侧重于历史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掘出丰富的学科资料。与此同时，追问历史起源，也是在探求国际刑法本身的学科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疆界。在此意义上，该四卷论文集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让国际刑法学者去思考国际刑法学科本身的机会。

第五，重视和发掘中国的经验，该四卷论文集里总共收录了5篇中国学者的论文以及4篇由外国学者写作的有关中国经验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古代的人道法实践、儒家与国际刑法、以及二战后中国对日战犯审判等内容。这些研究大大拓展了中国学界目前对于国际刑法的知识和了解，有利于促进在中国开展国际刑法的研究和教学。

借着《国际刑法的历史渊源》第三、四卷论文集出版发行之际，我也谈一些个人对国际刑法研究非常粗浅的理解，请在座各位专家多多批评指正。第一，国际刑法不应当发展成为一项“越多越好”的事业。刑罚本身是种恶，不过是必须之恶。而且在国际层面，刑事正义的运行成本很高。国际刑法更多的是一个符号般的、威慑性的存在。另外，在预防和惩治国际刑事犯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背后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根源性问题。应对国际刑法面临的风险，即沦为国际政治胜利者的正义和强国的大棒保持警惕。谨防胜者不罚、强者立法，国际刑法体系的大国例外主义。第二，研究国际刑法的历史不在于证明这个学科的正确性、充分性、由来已久，而在于阐释和解读人类社会试图用刑事机制调整和解决跨国的、国家间的问题的尝试，这是一种应对暴力、试图建构秩序和正义的努力。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国际社会不断界定、构建、和捍卫其核心价值并进行政治决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一起深入参与，坦诚交流，共同努力。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自1983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促进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国际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培养国际法高端人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研究所在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国际组织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刑法这个领域，我们希望今后与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学者深入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有关研究，共同贡献学术智慧。

再次祝贺《国际刑法的历史渊源》第三、四卷的出版和发行，祝贺在座的各位编者和作者！